编者按：在福建屏南县棠口村，有一片屹立百年的西洋建筑群，其医院。潘美顾（MabelPatin.L.M.S.S.A）医生，年生于英国伦敦，年被英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，年建成棠口妇幼医馆，开当地西医之先河。她最终因病于年返英，年1月在其回忆录《在华生活的浮光掠影》（FlashlightsonChineselife）付梓后不久即辞世。棠口妇幼医馆后由传教士邴淑惠医生、徐则舒医生执掌，医院以为纪念。潘美顾医生在九十多年前写下的这些回忆里，主要讲述了她在屏南棠口的经历与见闻，此为节选。
在路边
我花了两天时间从古田走到棠口，去看对旧茶厂的修葺和改造，那是我们未来的家，医院。想起沿途的村庄和未被传道的人们，我的心绪无法平静。一位身为基督徒的年轻校长，在棠口的大厝里开办了一所小学校。看到他和为数不多的教员如此体面，讲究卫生和健康，真令人欣慰。因为我心绪难平，我请求年轻的校长帮忙准备返程时用的一些东西。我在三张纸上各勾勒出一个心形，他在红线的心形里涂上红色，在黑线的心形里涂上黑色，第三颗心形留白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红心放大到足够覆盖黑心，最后“心灵纯净的人将能看见上帝”。
潘美顾医生
为了按计划回到古田，我们第二天便启程离开。沿途的路上、旅店里有许多围观者。次日，我们在一家孤零零的旅店停下吃饭。这家店真是孤孤单单、破败不堪，甚至令人怀疑能否为佣夫们提供米饭，但那儿真有米饭。当他们在吃饭、抽烟时，我爬上楼梯，到了阁楼，从我的食物篮里拿点东西吃。
这家旅店里只有一个女人——一个满脸倦容的老妪，她也上楼来。我的机会来了，她看着，听着，如此安静！我很少能单独遇到一个女人。她凝神注视着示意图，长叹一声（听到中国女人的长叹，仿佛回忆起许多这样的时刻）。“是的，我已吞下悲伤。是的，所有的心都是黑的”，我问她的心是否也是。是的，红心完全覆盖了黑心。又一声长叹，几乎是呻吟。我们从阁楼望出去，越过下方广阔、延展的平原，直达层层叠叠的群山。静谧笼罩着我们，我心中的热望稍稍平静下来。
佣夫们准备好了，我们继续上路。几个月后，我又听到了那个孤独的妇人的一点消息。那家旅店的米断供了，没人来这里招待过客。但是当我们的轿子（我们要移居棠口）停在这家旅店再过去约半英里的小村子时，一个女孩找我们谈话。她的母亲——那家旅店的店主。“她告诉我几颗心的事，她叫我去信仰，我就来了”。她还在不远处一个小村庄的礼拜堂里获得了受洗名。“她相信它，至死相信它。她告诉我们不要在她的葬礼上做任何异教的事”。因此，对于这个疲倦的灵魂来说，“忧愁和叹息已经消逝”。
路边祭坛
那是初夏的一个傍晚，在结束了炎热的一天的工作后，我们几个传教士在棠口村外的山间漫步。河水流入身下的山谷中，被灰色的岩石激起浪花。晚霞映红了整个天空。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小心翼翼地跋涉过浅滩，去他在河对面的农舍里吃晚饭。当我们沿路折返时，狭窄的河谷上的梯田里，另一位农夫正要结束一天的辛苦劳作。稻田一片翠绿，如此浓郁、明亮的绿色，无与伦比。我坚信，初夏的稻田以外的任何地方，都还未被烈日抚触成一片金黄！
屏南棠口的千乘桥
屏南的山村和梯田
那位农夫独自劳作，在山脊上自己的一方田地里，十分显眼。他担起农具，沿着山脊的田埂小心前行，走向田野上方小路旁的一座小祭坛。那不过是一块花岗岩石板，立在狭小的花岗岩祭台上，上面还有一罐燃尽的香。这位农夫卸下农具，郑重其事地站在祭坛前。他双手合十，恭恭敬敬地举起，对着石碑，虔诚地、深深地频频鞠躬。然后他从包里取出一炷香点燃，把它插入小罐中，再次鞠躬，如此礼毕，带上农具回家。我们回家途中也必须经过这座祭坛。我们驻足阅读刻在石板上的汉字，同行的人尽力翻译，读道：“致群山前此地的永恒之火”。
我们希望他这般虔诚地工作，是因为家中有可爱的孩子们。我们希望他能成为那些“从万民中，敬畏神，行公义”的人们的一员，静候已然降临世界的光明。
路边的祭坛
年之前的棠口妇幼医馆，由茶场简单改建而成。
稻草人
大约中午时分，我们两位传教士来到了岭下，这是“老腿女士”所在的村子。她有一条腿因一次医院里被截去了，所以得了这个外号。有人告诉她：洋人正乘轿经过岭下。她便迈着木制的假腿赶来，快得令人吃惊，求我们留步去她家。但我的同伴正要开始为期三天的行程，要从棠口往西北方向去，而这需要日夜兼程，也需佣夫耗尽全力。而且，我的同伴还把自己的脚踝扭伤了，没有轿夫将寸步难行。所以那天，我们只能互相问候，甚至没时间等她把决意要送的礼物塞给我们，更别提吃饭了，那得花好长时间来做菜。
与此同时，我的眼睛被一副新奇的景象吸引住，对我而言是前所未见的：在单调、肮脏的泥墙间，在一栋村舍低矮的屋檐下，挂着一个稻草扎成的人。它是用稻田里的稻草简单扎成的——腿、手臂、身子、头，应有尽有。但是脖子上套着绳索，看来像被吊死的。一把短剑刺透心脏，贯穿身体。几条锁链从手臂上垂下。这个不幸的稻草人似乎集各种侮辱和死法于一身，垂挂在房门的上方。这是我第一次见识这种“下诅咒”的景象。后来，我在遥远的苏州又看到一次，所以这一习俗在中国显然相当普遍。我们询问了解了苏州那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挂着稻草人的是一个纺纱工的家。一天，家里许多大卷的生丝被偷走，虽然有疑犯，但没法证实。因此，疑犯的样貌被做成稻草人，被痛骂、上吊、穿心、反复诅咒，在门上示众。不仅如此，这家里的一个妇人（有些中国妇人学习如何下重咒），每天，且经常一天两次，出门诅咒小偷，叫骂到整条街都听得到，诅咒到邻居都吓得发抖！他们相信诅咒最后会“回家”。我听到过一个女人的咒骂声，怨恨不已，我想这咒骂必须“回家”。
然而，那个被诅咒的稻草人的景象以及祈求慰藉的话语深入我的脑海，我所见的只有另一副景象：一个人，被刀剑穿身，鲜血直流，并听见那句祈求的话——“帮我们下个诅咒吧”。
稻草人（书中所附之绘图）
穷苦的中国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明历程中，已经学会了许多东西。她学会了将庞大的人口维持在某种安定有序的生活中。她产生了许多哲人，许多常人也拥有一种非常明智的人生哲学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经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当作其是不可避免的，并竭尽所能维持现状。他们知道正义并不是穷人的共有权利。但是，在这里也爆发了深入人心的抗议，反对压迫和不公。在这里，罪恶被一种强烈的仇恨所诅咒，并给受委屈的人带来某种程度的满足。我对那个诅咒的妇人似乎只觉得怜悯和同情。她的人生哲学是不足的，因为她还没听到伟大的人生哲学家的声音，遏止她无力的愤怒，像一只冰凉的手放在她发烧的额头，“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原谅你们的敌人”。
一次急救
那是傍晚时分，一个紧急求救讯息传来——深山之中的一个小村子里正发生一场恶斗——问我能不能马上过去。
我仓促地挑选了手术器械和医用敷料，请护士长负责把这些备好给我带上，同时我医院里的病人，草草打包了寝具和一些食物。郑先生（当地教职人员——译者注）必须一同前往，求救者要为自己找到轿夫。在惊人的短时间内，我们出发了！那是十一月下旬的一个下午，我们进入群山间的浓雾中。当我们走过陡坡前最后一个村子时，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孩朝着我们走来，她拉住我乘坐的轿子的木杆，把我拦住，半跪着求助。她就是我要去看的伤者的妻子，此时她离开丈夫，正要飞奔去城里，向官员哭求惩罚她的仇家。身为妻子的她有着匪夷所思的忠诚！
天色渐暗，我们在矮树覆盖的山丘上不断赶路。在弥漫的潮湿的雾中，我们只能看见身旁的几只脚。郑先生的轿子在前头，但我们在黑暗中跟丢了。佣夫们自以为知道路——穿过矮树的许多小路中的一条。我们到达了山顶，开始往前下坡。当时，我没问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，没有抱怨一路的颠簸磕碰。我只是保持克制，两只手抓住侧杆，脚紧抵着前面的横木。他们点起我的灯笼。一个佣夫提着灯走在前方几步处，两个佣夫只是抬轿。我们似乎是在山地上的岩石间跳来跳去。尽管我知道我们不是在沿着房子外墙往下走，但凭感觉，我相信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！
一家农舍
最后，漫长的最后，远处的下方有一个亮光！一星半点的亮光！佣夫们扑哧一笑，相互庆祝。“那是什么？”“他们派了人来接我们，这光是给我们指路”。而我们仍要为这看来在下方深处的光亮前进。
大约晚上九点，我们找到了路——村里的街道。这儿有急流声，显然有溪水从路边流过。我的轿子被放下，我被帮着出了轿，在火把的引领下，穿过村里的街巷。一个简陋的凉棚挡住了去路，我以为是个男人睡在他的米仓旁，不是！这就是伤者。但为什么在这儿？他的朋友把他移到了他仇家的门边，准备让他死在这里。仇家则看管着他，设法让他活过今晚。他们获得轻判的唯一希望，取决于他受伤后苟延残喘的时间长短。他是个高大强壮、孔武有力的男人——一个村霸。他和他的兄弟，都是吸食鸦片的烟民，整日闹的村子里人心惶惶。这次就是因为鸦片而大打出手。
我被拥入屋内去吃晚饭。屋里看起来满是人：许多男人交头接耳、指指点点；女人们则显得服服帖帖，在别处纠结在一块，忧郁地窃窃私语；孩子们到处都是。整个家族都被叫来抗辩。我被分配了一个小房间，于是立即打开篮筐检视工具，敷料、洗剂、氯仿都在，但装着护士长消毒过的器械的小包呢？不见踪影！在中国，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过两次了。
我心灰意冷，郑先生也是。“吃晚饭吧，”他劝我，“我们马上再派个报信的人回去。”他们用粗糙的碗装了红米，一顿糟糕的晚餐，他们自己吃的也一样。他们为我烧水泡茶。直到看见茶，我才有些胃口。
这村子里曾有一所小的基督教走读学校。这说明村民已自发要求兴建学校，并募捐了一些资金给被派来教书的男女老师。妇女们告诉我，学校没有维持多久。
郑先生和主事的几个男人从饭桌上起身，焦头烂额。“有没有给潘医生的房门配把锁？”我们看了看，家里一把锁也没有！“您夜里一定要用装着东西的篮子抵着房门”。而我严肃地提醒他，他所要做的是：一旦那些工具到了，就尽快叫我。在睡前，我去看了那个受伤的男人，伤口在腹部。据说他在受伤后仍不停手，决心在倒下前杀个人。因此，他可能已经浪费了一次生还的机会。一节肠子从伤口中流了出来，在伤口上，他的仆人放了一层肮脏的填塞物。我可以施用干净的敷料，并用些东西好让他入眠。
医院的病房
族人整晚不停聚集，他们似乎爬到了我头顶的阁楼上，在稻谷堆旁安顿、睡觉。我能看到看守的人的火光，他们围着受伤的男人，一次次轮流看管。我让灯笼点着，在灯旁躺下休息。但我忍不住想象那些睡在楼上的人们的样子，还有他们随身携带的、插在隔墙上的小火苗。在我的想象中，火变成了比其他东西更紧迫的危险，例如，一场新爆发的打斗。我起身，穿上鞋，又躺下。
与此同时，我可怜的护士长发现了自己的过失。从棠口来的信使已经带着我的器械，跌跌撞撞，翻山越岭，在凌晨两点抵达，但我睡着了，而郑先生没有叫醒我。他正极度苦恼，急于做那些应做的事。他听到族人的谈论和低语，知道这个受伤的男人的病情有多严重。
天快亮时，我醒来，叫郑先生。他郑重地向我低声说道：“潘医生，如果您没有把握治好他，就别碰他。这是个法律案件。如果您碰了他，而他死了，他们的人会把事情引导至是您杀了他。”
我说我必须亲自判断，我必须遵循一个医生的良心，各种良心！是的，如他所言，他也有良心，但……
我们去看病人。当太阳升起，我们站在那。我渴望创造奇迹！有日落就有日出！然而，现在伤势更重了，实在严重。没有可能治好，无计可施！这个垂死的男人，面容惨白、枯槁，试图吃他的仇家送到他嘴边的米饭。我收拾我的东西，沿着村里的街道走向停轿的地方。
一群小女孩——之前提到的学校的学生，已经穿上了她们最好的衣服，洗了脸，梳了头发，快乐地蹦蹦跳跳，牵着我的手走在街道上。我们开始返程，爬到了明艳的秋阳中，爬过了大山，直到这村子躺在远远的、深深的河谷里。村子里有敌对的两派、一个垂死的男人，还有兴高采烈、衣着光鲜、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们。
我被要求出庭作证，但他们接受了我的谢绝。郑先生已经给了我明智的忠告。
医院的游廊游戏。
淑华女子学校的女生在做操。
“野玫瑰”
玫瑰的母亲来找我们时，肺痨已经病入膏肓。她是个非常穷苦的寡妇，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小女儿。她维持这个家，抚养着男孩们，直到她没法再站起来做饭。然后她带医院。我们很惊讶，这个小婴儿在出生时是怎样“被捡起来”的（太多女婴没有被捡起）！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小生灵是被疼爱的，她也爱她的妈妈。她不到两岁，不会说话，但和我们渐渐熟悉、友好起来，很快就变得非常可爱。她会站在母亲的房门前，在我们经过时打招呼。接着，如果我们停步、转身，她就会尖叫着跑进房间，关上房门。或者，她会跑下走廊，诱我们去追她。又或者，她会藏在被子里，和我们玩捉迷藏。
然后，玫瑰的母亲去世了。她死在家里，玫瑰的两个哥哥来到我们这，其中一个背着玫瑰。玫瑰看着我，这个小家伙还记得那些玩耍的日子和她的母亲。她突然大哭，不像个小孩，像个大人，如此令人心碎的哭声。
棠口女传教士们的居所，习称“姑娘厝”。
两个哥哥希望我们收养这个他们的妹妹。我一直尽力不收养她，我劝两个男孩在白天把她交给一位邻居照料，在晚上团聚。他们把她带走了。几个星期后，一些路过的病人告诉我“之前在你这儿的那个女婴快死了”。“快死了？为什么？”然后他们告诉我，两个哥哥没有照顾她，他们把她交给邻村的一位妇女，那个女人有个年幼的儿子，希望收养女儿作为童养媳。这个可怕的习俗在中国穷人中非常普遍，这被当作是节约开销，一个发育健全的女孩的价格常常超出他们的负担。我以最快速度赶去看那个带走小玫瑰的妇女，发现那孩子确实奄奄一息。养母本身有病，哺育孩子，而小玫瑰可怜的小嘴上长满了疮，身上全是可怕的疖子和疮。“你可以把她带走，她快死了”，那个妇女说。医院，只叫我带上小玫瑰。我当晚派人带走了她。
最大的问题是找到一位愿意照顾、看管这样尚未脱险又令人焦虑不安的孩子。有一个患眼疾的年轻女人，她（按中国俗语）“吃医院的”代替“吃自己的”，按我们的规定，同意照顾玫瑰。这个倔强的、悲惨的孩子需要几个月才能逐渐康复，但她确实在好转。不仅如此，她适时地变胖了，也变漂亮了，恢复了往日的活泼。医院里的开心果。在我们把她送到古田萃英育婴堂去学习，和其他弃婴一起成长前，我们让她受洗并起名“野玫瑰”。因为正是初夏时节，我们的树篱里满是大朵的、乳白色的花（通常比我的手掌还大），玫瑰成为了“恶作剧的制造者和嬉戏玩乐的领头人”。
我相信，她还在那，已经成了古田女校的一名学生。她不再只是个孤儿，因为有个英国的女士写信给我，“让我收养你的小玫瑰，给我的小女儿做个伴吧”，她就这样收养了她。
医院
打野猪
一对朋友去打野猪，然而事与愿违，钟某阴差阳错地射中了王某的后背！伤势本不像可能担心的那么严重，因为枪是老旧的，子弹也不过是一些铁屑。
钟某没有马上来医护室，但传了消息来，描述了伤情并请求拿“药”。我们极力劝说送药是没用的，然而没人听信。在我们抗辩后，我们准备了放有清洗消毒剂的一个小包、一点碘仿粉、抗菌纱布，以及一块毛绒衬垫和一卷绷带。我们还做了详尽的介绍，传话的人随后离开。
与此同时，王某一直在用各种可用的“探测器”搜寻钟某后背上的枪眼（本文前后伤者姓氏不一，应为笔误——译者注）。几天后，他们都来到了医护室，绷带或多或少打上了。绷带旁是我们装着碘仿粉的小小的、齐整的袋子，就像我们送出去时那样折叠着，随后是消毒剂，然后，在伤口旁是毛绒衬垫！把这些都拆掉后，我们发现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像是有选择通道引导一般，有些药向上，有些药向下，进入了钟某的背部肌肉中。而钟某感觉没有因为我们的药有任何好转！我们非常谨小慎微地探查，但徒劳无功，于是保守地做了简单的热敷消毒。意外发生了，背部没有受到刺激，但在肝上生了脓肿，别处也有伴生的若干脓肿。这些得到了妥当的治疗。
钟某的背部愈合了，他有天来感谢我们，跪着，头磕在地上，然后又去打猎。几周后，他带来了一大块野猫肉作为谢礼。枪伤再也找不到了！
屏南，溪流上的村庄。
天?花
噢，天哪！噢，天哪！他们或许拿了一个小锥子，在孩童身上扎出了轮廓分明的洞！整齐、干净、圆形的坑坑洞洞遍布穷苦幼童的周身！但这是天花！
他们跋涉了好几英里，一对家徒四壁的父母带着他们唯一幸存的孩子，天花已经夺走了他们所有其他孩子的生命。最后这一个，小小的，被包裹起来抱着，毫无生气，筋疲力尽，但还活着，被带来看外国医生。医院，不能传染给其他病人。他们卑微地坐在外面荒地里的一块大石头上，请求医生来看他们的病儿——他们那弱小、垂死的孩子。
他们在一路的客栈中是怎样看管孩子的？他们是怎样熬过这些夜晚的？中国人口太多了。是的，中国的许多长路和街道几乎是以破碎的心铺成的。他们两人在那天回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回到那个曾经有孩子们欢声笑语的家。
中国的驱邪秘方
大约午夜时分，一位为他的好友驱邪的热心医院，血流如注。他是按约定俗成的方法办事的。他的朋友久遭邪祟折磨。“我们的英雄”借了把枪，弄了几发子弹。他一直等到那个受苦的人晚上睡着，然后，突然出其不意地，在他耳边开了一枪。这一步骤的意图是驱邪的，但以防它附在住处或立刻重返，他疯狂地呼喊、嚎叫着绕屋子跑，下楼，跑到大街上。所有事都一五一十地照做了。毫无疑问，现在可以还病人安宁了。但还有几发子弹剩下，浪费太可惜了。“我们的英雄”向外头开枪取乐，他这么做了，还把自己的手打成了碎块。
在中国，朋友间会竭诚以待。他的三个朋友带着他跋涉医院。那会儿正值战时，当我们解开血淋淋的一团包扎物时，感觉好像“在战壕”里。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——一根拇指连着一根筋挂着，半个手掌还有一些残肢留着，血流不止。
“最好在手腕处截肢”，外科医生建议道。这位病人，此前强烈拒绝用氯仿麻醉，取而代之的是让他的好友坐在他的胸和头上。现在，他从他的好友身下挣脱出来，说“不！不！不要砍我的手！我要它！我要用它！”在警告这样会难以止血，而大量失血十分危险之后，由于他必须去住客栈，我们妥协了，花了一两个小时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。然后，我们带着满身疲惫和血污，派一位尚有自信的病人去乡下客栈，护理他勉强使用的手。
他没过多久就康复了。他告诉我们他能用他的残肢握紧饭碗，能用整只手来使筷子。即使英国军人也可能发现许多“中国佬”是在与他们比拼勇气——而或许不在枪法！
（屏南鼎顺文化艺术中心友情提供，李伟译）
以上图文选自《老照片》第辑
潘美顾医生在华生活回忆
文图
潘美顾
冯克力主编
年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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