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生职业就像一缕阳光，给病人带来的总是希望。爹遵从医嘱，起居、饮食、活动，一切良好。阳光从窗户外斜照进来，打在床上，打在地上，打在爹的身上。
手术是安排在一周后。医生说，爹炎症大，需要输上几天液、消下炎。输液、雾化、备皮……春日里的气温刚刚好，暖暖的，我陪爹辗转在各个辅助科室做各项术前检查、去医院食堂吃午饭、去住院部楼下的草坪坐着享受午后阳光。我们不紧不慢，边走边聊，聊到这儿、聊到那儿。又是一天清晨，握着护士长送来的当日住院清单，爹没吭声，但表情复杂。那一刻，我发现，爹老了，像个孩子，眼神里充满着无助，没有了我印象里的那种一贯的威严。爹半天才悠悠地说了句：要是你喜娃哥活着就好了！
我没有接茬。我知道爹啥意思。素日里他是一个洗个脸都嫌浪费水的人，看着这一天近千元的治疗单，他又咋会不想起那个只会开“小处方”的喜娃哥呢？
“喜娃哥”，叫刘长喜。一条木凳，一张方桌，一个药箱，带着这简陋的行头，从赤脚医生到名家名医，喜娃哥在农村里行医了40余年。
和喜娃哥我们是一个村子的。按村里人的辈份来论，我管他叫哥。他是爹的发小，一起砍柴，一块捡粪，在嵩县卫校读书时，他俩用半条麻包片儿还凑合着睡了一个冬天。
那年，学校停课了。爹回家种地，而喜娃哥则跟着村里的一位郎中跑腿打杂。那时谁个有了头痛脑热、擦损外伤等小病，都是请这位郎中治病。
“治疗靠银针，药物山里寻。”郎中除了让喜娃跟着他辨识草药，给村里人看病，也带他到几里地外的隔壁村子治病。久而久之，喜娃哥慢慢地也学会了给人瞧病。
郎中走了后，喜娃哥就继承了他的衣钵，成了村里唯一的、合法的赤脚医生。记得小时候吃过的最贵的零食就是糖豆。那是喜娃哥当了赤脚医生后，有一天发给我们的。每个孩子两粒，滑滑的，放在嘴里，还没来及咬破，就进肚了。糖丸可以预防脊髓灰质炎。
当赤脚医生很辛苦的，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没有固定的薪金，每月从大队拿一些补贴，更多的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。这微薄的补贴和工分，根本上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。所以，喜娃哥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夜晚挑灯自学医学知识。
当时农村还没有卫生室，喜娃哥就在家里给人看病。除了一个药箱，几片普通的药片，一支针筒，几块纱布，别的少得可怜。因而，银针和草药是便成了他的两件宝。尽管难苦，但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，只要有病人敲门，他就会前往赴诊，会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。
喜娃哥学的是中医，最拿手的是用中草药治疗疑难杂症。以至于后来每天来找他看病的人，能从他家门口排到马路边上。就连周边的伊川、栾川的病人也是纷纷慕名而来。
姨父过世后，姨一个人拖儿带女，积劳成疾。一遇到阴雨天或干活累着了，嗓子眼儿就像被棉花堵了般，“呼噜呼噜”地扯风箱。实在喘不出气来，姨就靠手臂支在膝盖上，身子向前微倾来缓解，在家里捱着。
有天，姨又犯了病。喘得满脸通红，下气不接上气。表弟火急火燎拉着姨来到喜娃哥家。就在架子车上，喜娃哥让姨伸出手腕，眯起眼以右手三指，按住姨的“寸、关、尺”。过上三、两分钟，又让姨换了一只手，再按。之后，说了一些脉沉脉滑之类术语。
见表弟也听不明白，便拉开中药橱子，将里面的中草药一味一味的抓了，用草纸包成大包，让表弟拿回家，熬成极苦的药汤让姨喝了……还别说，几副药下去，再加上针灸，姨的病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，前前后后也就花了四、五十块钱。
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，是喜娃哥家里的常客。每次生了病，或受了惊吓，大半夜的，只要爹一敲门，或在门口喊上一嗓子，喜娃哥便会披上衣服背起药箱往家里赶。
记得有年冬天，不知咋的，我腰上、腚上长了几个大脓疮。先是出现一个大红地盘，然后再鼓起一个个又红又亮的尖形大包，慢慢再出现个白顶，白顶一破里面就挤出许多脓液，脓液里还有硬棒棒的脓疙瘩，从肉里面蹦着向外痛。
医院，医生开了一大串单子，别说药了，光检查费就得好几十块钱。爹衣兜里就装了几块钱，那还是他刚卖了家里的那只下蛋的鸡子。
叹了口气，爹背着我去了喜娃哥家。
他到隔壁村子里出诊了。那天，还下着雪，等了很久才看到他斜背着一个药箱，头戴一顶旧棉帽，穿着一件绿色军大衣，衣摆垂至膝盖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回来……
“不碍事的，这是腰缠龙……”喜娃哥漫不经心地和爹聊着天。趁我不注意时，他用小刀猛然一戳，疖子破了。于是在我哭叫中，喜娃哥麻溜地挤出了脓血，接着用布条粘上一些黑色药面，塞进疮口。然后又剪块破布，摊上膏药，糊在疮口上，一句话“好了”，说完便和爹又聊起了天。
不打消炎针，不清理疮口，所用器物也不消毒，用现代的眼光是实在看不下去的。但如此这般，过了三、五天，疮疖渐渐回缩了。
来找喜娃哥看病的人多，家里坐不下。他便在村东头的马路边上开了间药铺子，以中医为主，辅以西医配合治疗。
这时，他给人看病也用起了听诊器、体温计，所用药品，中、西皆有。大约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中草药已经不足以抵抗病毒的浸蚀。若有了头疼脑热、感冒发烧，就常常要内服西药或打个小针了。但西药无非是庆大霉素、安痛定、牛黄解毒丸之类。
打小针最常用的消炎针剂，除了青霉素就是青大霉素，后来青大霉素不让用了。因为容易致残。那时还没有吊瓶这种东西，只有小针，扎下去，疼得要死。
说实在话，在农村里这赤脚医生也不好当，虽说打个小针，吃个药片儿，仍然是担着责任的。
我二舅爷家的孙子狗蛋就是被注射了青大霉素之后耳朵聋了的。刚出生他是个特别可爱机灵的孩子，但常常生病，一生病，就要看病，就要花钱，日子穷，他爹娘就吵架。后来让村里的郎中打针，结果把耳朵给打聋了。
所以，喜娃哥给人看病，多数时候还是能吃中药的就不给开西药，药片儿能解决的就不给打针。除非是万不得一。
小孩子怕打针，因为怕疼。疼痛是我们年幼时最深刻最不能理解的一种体验。童年打针的记忆里，让我们惦记最多的是喜娃哥的那个药箱——那里面，既有针筒，更有糖果。至今仍沥沥在目：
“吃糖不？”
“吃。”
“想吃，给你一颗”。
……
伸出小手去接糖果，注意力刚一分散，一针落下，还未等“哇”的一声哭叫，针又拔出来了。这般一来，小孩见了喜娃哥，既爱又怕。以至于每次哭闹时，爹娘总会吓唬：喜娃来了。于是，哭声就倏然停了。
“救护车一响，家里一头猪白养”，乡下人挣个钱不容易，有不少患有这病那病的人，多半是小病拖着，大病捱着。实在捱不过了，就找喜娃哥包上个几天药，打个止痛针什么的。即便是块儿八角的钱，也有不少欠账的。
“谁家没个难处时候，都是邻里乡亲的，有钱了给一点，没钱了就先欠着”，喜娃哥宅心仁厚，“有钱没钱先治病再说”，他也从未向赊账治好了病的村民催账。不像现在有的医生，没钱停药。
经年累月，光欠费的账本喜娃哥就记了三、四本。都是账上数字，少说也有个几万块吧……直到他走了多年，仍有不少善良、淳朴的村民找上门来还钱，说是当年欠下的药钱。
喜娃哥行医了一辈子，给人治病无数，但又过了一辈子苦行僧的日子。走的时候，也没给儿女们留下什么，甚至他自己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留下的唯一遗嘱，就是让儿女们将账本全部烧掉了。
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”平心而论，作为一名医生，喜娃哥珍视每一位患者的生命，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敬重的。虽然他无法把患者等同于自己的家人，但是他认识到患者生命的宝贵，并认真地对待每一位患者，尽力完成医生的天职，救死扶伤。
喜娃哥走了，他给我们留下的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——医者仁心。
“要是你喜娃哥活着就好了！”爹的感叹，有伤感，更多的是怀念！有一点我们得承认，在农村里正是因为无数个像喜娃哥这样的人，他们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治病，才使得我们免除了对疾病的恐惧与折磨，也让我们脱离了无知识的贫困与可怕境地，让我们对生命，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与了解。而那些靠着不良医疗行为赚得盆满钵满的，则对他们应当唾弃。
他/她们才是我辈的榜样！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。
（文中图片来自网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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